希腊债务危机 —— 填不完的坑

这半年来对市场影响最反复的莫过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市场对于欧盟和IMF是否继续对该国注资，以及它的经济是否能够复苏和及时偿还债务感到担忧。而欧洲右派民族主义的兴起，让国际援助的力度大大减少，同时希腊民选政府的谈判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背后是不愿再绑紧裤带过日子的人民，挺起腰杆来直面债权人的紧缩要求。大不了一起死？

希腊危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危机的前哨战，更是欧洲共同体的命运指示灯。加入欧盟图的是经济发展，并以同一个声音来和世界打交道。希腊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共同体的理想，及共同价值体系的崩溃，暴露出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即欧盟只是一个经济联盟，可进亦可出。这和当年永不废除欧元的庄严承诺截然不同，可谓是一个背叛。 

债权人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如果说尚且独立于欧元的希腊能够通过货币贬值来弥补自己在经济发展的过失，现在的希腊则是一个待宰羔羊。金融手段的缺失逼迫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尝试打破现有的社会利益分配架构来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但这种事情不能靠外力来驱动，债权人的举措只会激化社会的矛盾，使经济复苏离目标越来越远。 

信报里面的一片文章里提到了凯恩斯对于主权债务处理方法的担忧：

“近一個世紀前，一戰結束時，凱恩斯曾經發出過直至今日仍有重大意義的警告。當時——現在也是如此——債權國（主要是美國）要求負擔沉重的債務國履行債務義務。凱恩斯知道，這是在醞釀悲劇。

「不滿的歐洲民族會願意犧牲一代人，讓他們拿出日常收入的相當大一部分用於償還外債嗎？」他在《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問道。「簡言之，我認為這些債務最多只能維持幾年，此後就不會得到償付。」”

经济危机触发政治生态的变化。欧盟领导人的掣肘在于国内的政治环境。若决策与纳税人的利益相冲突，在接下来的选举便立刻会遭受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纷争，到了集团的层面。如果没有短期的牺牲觉悟，就没有了走向远大目标的激情。  民主制度恰恰是放大了短期利益的实现，弱化了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能力。 邓小平还是厉害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小牺牲，成就大未来。